1.统一抽象审判解释的文书形式、效力层次和格式

　　应当明确以“解释”、“规定”和“批复”三种文书形式作抽象审判解释。这三种审判解释在效力层次上处于递减趋势。当其间存在矛盾冲突时，则以遵循高层次审判解释为宜，但还必须考虑审判解释发布的具体时间，同时确保“后解释优于前解释原则”的优位适用。[7]

　　2.允许法官使用多样化的解释方法

　　除了文义解释、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外，应允许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根据具体案情，灵活运用体系解释、目的解释、当然解释、比较解释、合宪解释等各种解释方法，使个案的公平正义在规则确定的前提下能最大程度地彰显。

　　3.实行裁判说理、判决公开制度

　　应当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，要求法官对解释法律的过程进行有效的阐明，同时还应加强裁判文书的公开性，对于合议庭及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，也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，增强司法过程的民主与坦诚，使裁判易被社会大众所监督。

　　参考文献：

　　[1][5][7]蒋大兴.审利解释的价值目标、解释异化及其阻却机制的法理思考[J].政法学刊，1997（2）：40-44.

　　[2]王冲.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[J].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，2012（4）：32.

　　[3]刘晴辉.试析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司法解释制度[J].四川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01（3）：119.

　　[4]杨芳，谢永春.论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困境与改革路径[J].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2007（4）：126.

　　[6]何辉利.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完善途径[J].河北理工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09（1）：45.（上接第151页）